岁月镌刻着家与国的伤痕，沉淀着一个民族最不屈的风骨。从山河动荡到岁月安宁，从风雨飘摇到盛世华章，复兴之路的征程步步坚实，强国之志始终薪火相传。它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我们前行中永不褪色的信仰。在铭记历史、砥砺奋进的时代征程上，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推出《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主题系列学习推送，让我们一同追忆，在历史的回响中，凝聚砥砺奋进、强国兴邦的磅礴力量。
《红色烙印》系列微纪录片第十八集
这是一件用棕榈叶制成的蓑衣，蓑衣肩部缝着一块破旧布片，上面写有“汤积”二字。蓑衣的主人叫汤世积，他的妻子曾四处寻找他的下落，却未想他早已更名换姓。
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成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三道封锁线。不甘失败的蒋介石，企图依托湘江天堑，构筑第四道封锁线，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面对敌人的严密部署，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日夜兼程向湘江挺进。
11月27日，湘江战役打响。红1军团2师5团政委易荡平，率部作为先头部队，准备占领湘江上游的全县（即今天的全州），为红军主力顺利渡江抢占先机。未料，国民党湘军部队已抢先到达。易荡平当机立断，改在脚山铺构筑面向全县的防御阵地。脚山铺紧靠红军已控制的各个渡口，如若失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将危在旦夕。
11月30日，敌人调集大量兵力进攻脚山铺。易荡平率红5团浴血固守，腿部中弹，仍坚持指挥。当红军主力顺利渡江的消息传来，易荡平高呼：“大功告成，死而无憾！”此时，敌人的攻势愈发猛烈，坚守五昼夜的阵地已经弹尽粮绝。易荡平命令战士们迅速撤退，自己则负责断后。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的易荡平，不愿被俘，自戕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一位普通的湖南农村妇女开始四处寻找自己的丈夫。她只知丈夫名叫汤世积，1934年曾给家里写信，说要随部队远征，此后便杳无音信。
直到1988年，易荡平的战友通过多方走访调查，最终确认易荡平便是汤世积。一段英雄改名以明志的往事，才被揭开。1928年，汤世积加入湖南浏东游击队，立誓“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并改名为“易荡平”。抱着“不消灭反动派，决不放下枪杆子”的决心，易荡平随红军队伍一路浴血奋战，攻打长沙，参加反“围剿”战斗，保卫广昌，最终英勇就义于湘江畔，时年26岁。2019年，易荡平的后人将这件写有“汤积”二字的蓑衣，捐赠给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见证了中国革命最悲壮的牺牲。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决绝背后，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壮烈情怀，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取得奇迹般胜利的关键所在。他们在抗战中经历战斗1400余次，歼灭日伪军9000多人，建立起人口约450万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有2500余名烈士为此英勇牺牲。他们的壮阔征程，与一张慷慨激昂的宣言密不可分。
1943年12月2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已经开始对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为基础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成立。这就是由司令员曾生等4位纵队领导联名签署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在东江纵队的成立大会上，洋洋洒洒4000多字的宣言，被一字一句宣读出来。东江纵队成立后，即开展杀敌立功运动。
广九铁路以西部队向东莞西北部挺进，广九铁路以东部队向今镇隆以北发展，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主力部队则继续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广九铁路争夺战，使广九动脉不能正常通车，日军交通线受阻。海上部队在大鹏湾、大亚湾海域不断进行海上游击战，重创日军近海运输。港九独立大队以有声有色的城市游击战，在香港九龙伏击日军、暗杀汉奸，涌现出刘黑仔等传奇英雄人物。在东江抗日根据地，东江纵队积极配合中共地方党组织，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为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坚强保障。他们还积极配合援华盟军的军事行动，多次成功营救遇险的盟军飞行员。
1944年初，在香港启德机场上空执行轰炸任务时，被日军击中跳伞逃生的美国“飞虎队”中尉唐纳德·克尔，在东江纵队的帮助下，躲过日军地毯式搜捕并被安全转移。经此事件，东江纵队的战略作用为盟军所重视。
同年10月7日，美军第14航空队正式请求与东江纵队合作，建立联络站和电台。经中共中央批准，东江纵队的情报部门成立，为盟军提供了有关香港日军驻地、机场、仓库、码头、船坞等可供轰炸目标的信息和日军新型飞机图纸等重要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东江纵队坚持华南敌后抗战，被中共中央军委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他们用一腔热血和英勇斗争，践行了他们在成立宣言中所立下的誓言：“保卫东江前线敌后抗日基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国土，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从走出机舱的那一刻起，他们的一举一动，就被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大意谓，应在和平、民主、团结之基础上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之新中国。”毛泽东在重庆机场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的举动和谈话要义，均被记录在这份报告中。《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是重庆谈判期间针对毛泽东的一份监视报告，由蒋介石亲自下令，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具体执行。
为独占胜利果实，1945年8月11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蒋介石接连下达三道“命令”：命令国民党政府军队“积极推进”；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原地驻防待命”；命令伪军“反正”后“负责维护地方治安”。
8月14日到23日，蒋介石公开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希望借此掌握政治话语权。为揭穿蒋介石“假民主、真内战”的阴谋，展现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毛泽东以“弥天大勇”亲赴重庆。为争取国内和平，中共代表就解放区政权和军队等核心问题多次让步。反观国民党，会场上态度蛮横、毫无诚意，会场外调兵遣将，进犯解放区，政治和军事同时施压，企图强逼中共就范。中国共产党以谈对谈，以打对打，广泛争取团结、和平、民主的力量。“毛泽东偕王若飞、王炳南及其随员等七人，分乘国渝1247号车与5645号吉普车至桂园……至深夜一时许返红岩嘴。”从这份监视报告可以了解到，毛泽东频繁往返于红岩村、桂园、特园等地，会见中外各界人士上百人，其中甚至包括戴季陶、陈立夫等国民党顽固派。毛泽东以特有的旷达胸襟和独有的渊博学识，扫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人的误解甚至抹黑，为谈判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虽然国民党不久即撕毁协定、撕下伪装、开启内战，但是，重庆谈判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真诚谋求和平的政党形象。去重庆“准备坐班房”的毛泽东，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展现了“无非一念救苍生”的伟大胸襟和“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过人胆略，铸就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典范。在河南省兰考县的一处陵园里，每逢清明节，都会有全国各地的人自发前来，共同在此祭奠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在河南省兰考县的焦裕禄同志纪念馆里，珍藏着一把样式普通的藤椅。藤椅长66厘米，宽56厘米，高91厘米，表面磨损严重，它是焦裕禄生前用过的椅子。兰考县地处豫东黄河故道，由于水土流失严重，自古便灾害频繁，民生艰辛。
1962年冬天，该县连续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全县36万人中，有近20万成为了灾民。上级机关迫切需要能力强的干部到兰考扭转局面。时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申，向省委组织部推荐了自己的老部下焦裕禄。此时的焦裕禄，在调入工业战线十年后，刚刚回到农村工作。面对这一巨大挑战，他并没有退缩。临上任前，他向组织表态：不改变兰考的面貌，自己决不离开。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此时的焦裕禄已经身患严重的肝病。上任一年多时间，焦裕禄便用一辆破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跑了全县140多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走进了最贫苦的群众中间。他以身作则，在狂风飞沙中，亲自带队查风口、探流沙；在暴雨中，带头蹚着齐腰深的洪水观测流势；风雪铺天盖地时，带领干部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盐碱地里挥汗如雨。
到1963年底，兰考县共造林21014亩，打防风带186条，堵风口83处，改造盐碱地9万亩，新挖和疏浚较大河道上百条。全县生态得到修复改善，兰考的土地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然而，焦裕禄的肝病却越发重了。很多人都发现，开会做报告时，他经常会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同时，他的桌子上、床边放着的小东西也日渐增多：茶缸盖、鸡毛掸子、长把刷子，都是用来压迫止痛的。日子久了，他办公室那把藤椅的右边，就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病逝，时年42岁。在这把藤椅上，焦裕禄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篇文章的提纲，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既已出发，何惧倒下。在他被送到医院前的475天里，焦裕禄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来工作的，我不是来休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