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刻印着血与火的灼痛，记录着一个民族最深重的苦难。从台湾到北平，从山东到东北，军国主义的铁蹄步步紧逼，亡华之心昭然若揭。它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我们来路上无法磨灭的坐标。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推出《正义之战》微纪录片系列学习推送，让我们一同回望，在历史的镜鉴中，汲取沉痛而清醒的力量。
《正义之战》系列微纪录片第十三集
西安事变
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迅速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伪建“满洲国”，并不断向华北蚕食扩张。面对民族存亡的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多次呼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将主要力量用于“剿共”，导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民众反战、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5年中共在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全国各阶层共同抗击日本侵略。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尤其是东北军和西北“剿总”部队中，许多将领和官兵对继续“内战”深感不满。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后被迫撤入关内，其领导人张学良目睹家园沦陷，深感痛心。而驻守西北、负责“围剿”红军的西北军将领杨虎城，也因长期作战、损耗巨大而厌战。张、杨二人均认为，应先抗日、后内战。
在这种民族危亡与政治分歧交织的历史背景下，西安事变的爆发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亲自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对陕北红军的“围剿”。此举引起张、杨强烈不满。张学良早已与中共通过秘密渠道接触，了解其抗日主张，且内心认同抗日统一战线的理念。12月9日，西安爆发学生抗日示威，呼喊“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张、杨对学生的行动表示同情，而蒋介石却严令镇压，矛盾进一步激化。
经过多次劝说无果，张学良、杨虎城决定以非常手段迫使蒋介石改变政策。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东北军和西北军包围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此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发表《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抗日主张，主要内容包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召开各党各派代表会议；释放爱国政治犯；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这些要求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度一致。
蒋介石被扣消息传出后，国内外一片哗然。南京国民政府内一度主张“讨伐西安”，准备出兵“救蒋”。而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立即从全局出发，派出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斡旋，主张“和平解决”。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三大原则”：和平解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2月17日至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张、杨及国民党方面多次谈判。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晤尤其关键，他耐心劝说蒋介石认识到“抗日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并指出继续内战只会导致民族灭亡。蒋介石最终在政治和军事压力下，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
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返南京。张学良随行护送，并在南京被软禁，此后再未获得自由。杨虎城则被调离西北，后于1949年被秘密杀害。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它标志着国共两党从长期对立走向合作的历史性转变。事变后，蒋介石虽然仍然对共产党保持警惕，但在现实压力下被迫调整政策。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双方正式合作，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一变化使得全国的抗日力量得以整合。共产党方面则利用这一契机扩大影响，在各地开展抗日宣传，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全面抗战的爆发奠定了政治和群众基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获得广泛认同。张学良、杨虎城以实际行动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7年9月，国共双方正式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共同对日作战。这标志着中国从内战走向民族团结抗战的历史性转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提升了中国的民族凝聚力，也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可以说，没有西安事变的转折，就没有之后八年全民抗战的广泛动员与坚持。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更影响了整个民族的命运。正如周恩来说的那样：“西安事变是从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张学良、杨虎城以民族大义为重；中共中央以全局为念、以民族利益为重；蒋介石在巨大压力下亦能顺应民意——正是多方力量的理性与让步，才避免了国家陷入更深的内乱，最终使中国走上了全民抗战的道路。
历史的书页翻过，但屈辱与抗争的印记，早已融入民族的血脉。本系列每周将推出三篇“勿忘家国之殇，矢志中华富强”系列学习推送，一起从历史的深处汲取力量，肩负起时代的重任，在复兴的征程上，砥砺前行，共创辉煌。以上为本期学习内容，敬请期待下期推送。
